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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鐘了解征信發展趨勢
信息來源: 看懂經濟    發布時間:2019/9/19 8:44:18    瀏覽次數:

      一、個人征信:從法國走向德國

  縱觀各國征信業,發展模式主要有四種:市場驅動類、政府主導類、混合類以及行業自建類。

  其中,市場驅動類有英、美等國,經過激烈的市場競爭涌現出益博睿、艾可飛、環聯等私營個人征信局和鄧白氏這一企業征信獨角獸;

  政府主導類以法國、比利時為代表,法國1978年出臺的《信息、檔案與自由法》嚴格保護個人隱私,使私營個人征信機構沒有發展空間,個人征信市場由法蘭西銀行(央行)的個人征信檔案FICP主導;

  混合類以德國、意大利為典型,國內既有央行旗下的公共信貸登記系統,也有SCHUFA、CRIF這樣的私營機構;

  行業自建類則指的是日本模式,如日本銀行業協會組建的KSC、消費信貸業協會組建的JICC、信用協會組建的CIC等,實際上是市場驅動的一種特殊模式。

  對于征信后發國家而言,征信業發展有這么多 “套餐” 可選,著實挑花了眼。各模式都有哪些利弊呢?請看世界銀行一組數據。

  世界銀行每年按國別出具《營商環境報告》,其中有定性的 “信用信息指數”、定量的 “公共征信成人覆蓋率” 和 “私營征信成人覆蓋率” 這三個指標與征信相關。為啥說 “信用信息指數” 是定性的,因為該指數問的是8個問題,如 “是否既采集企業信息又采集個人信息”、“是否既采集負面信息又采集正面信息” 之類,回答 “是” 就得1分,滿分8分。

  以上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公開數據庫,截至時間為2017年底。從表中可以看出,公共征信系統的覆蓋率比私營征信機構要差一大截,這固然跟公共征信機構 “有所為、有所不為” 有關系(設置征信門檻,固定金額以下的信息不采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官僚機構效率的低下。我國作為后發征信國家的杰出代表,信用信息指數已得滿分,2017年底公共征信成人覆蓋率達95.3%,私營征信成人覆蓋率21.4%,成績斐然。

  然而,這里也對世界銀行的調查提出一個合理的質疑。我國的公共個人征信機構顯然指的是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但根據征信中心2017年年報,到2017年底,個人征信系統收錄自然人9.4億人,其中有信貸記錄的4.8億人,另外4.6億人只有身份證號之類的基本信息,以及一些公積金繳存信息(因為有300多家住房公積金中心接入征信系統),這些人的信用檔案是嚴重不全的。用9.4億而不是4.8億來計算覆蓋率,難免有夸大成績之嫌。

  另外,這個數據2014年是33.2%,2105年陡增至89.5%,不知發生了什么,估計是統計口徑發生了變化。中國第一家持牌的市場化個人征信機構——百行征信于2018年5月才掛牌開業,世界銀行這私營征信成人覆蓋率21.4%是怎么算出來的?難道指的是征信中心旗下的 “上海資信有限公司”,或是芝麻信用、騰訊那8家?不得而知。

  中國征信業發展模式正從法國模式走向德國模式,市場化征信機構破冰或許能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決策者可能也察覺到,央行主導模式雖然起點高、見效快,但信息來源單一、效率較低、后繼乏力,離 “建設覆蓋全社會的征信體系” 還遠(至于發改委主牽頭的社會信用建設是不是征信,這里恕我研究不深,不敢妄評價)。說效率低下可能有點過,但政府做事保守是真的。

  一個經常被人比較的例子是春運期間的12306購票網站和雙十一期間的淘寶系統,而央行征信系統超齡服役12年、二代征信系統 “千呼萬喚不出來” 也是事實。從百行征信的定位即 “與公共征信錯位發展、優勢互補” 看,決策層是不想兩家機構直接競爭的。而從百行自身 “不追逐商業化” 的描述看,這家市場化機構也不那么市場。一家公司諱談利潤,就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激勵機制,發展動力就會不足。

  二、企業征信:從混沌走向有序

  下面聊聊企業征信。我國企業征信起步于1997年在深圳試點的貸款證業務,為了防范企業多頭貸款,人民銀行要求商業銀行在給企業貸款前,查驗企業貸款證。給企業貸款后,在貸款證上手工登記貸款信息,并蓋上信貸員和支行行長的印章。貸款證要每年年審。之后,紙質貸款證變成了電子化的貸款卡,直到2013年底國務院取消一批行政許可項目,其中就有貸款卡發放、年審。既然是行政許可,就有權力尋租的空間,特別是那些貸款就要放款,貸款卡卻還沒年審的企業。此外,金融城域網與互聯網是物理隔離的,不能插U盤,企業報送財務年報就需要刻光盤,而人民銀行是不提供光盤的,復印店有賣,10元~50元一張。

  貸款卡行政許可取消后,央行企業征信系統中的企業信息更新就不那么及時了,銀行信貸員還得借助 “企查查”、“天眼查” 這些APP核實企業信息。政府商事制度改革將企業組織機構代碼、工商營業執照、納稅人識別號 “三證合一”,但人民銀行企業征信系統中仍有兩個單獨的 “機構信用代碼” 和 “中征碼(原貸款卡號)”,不要說企業,有時連銀行員工都傻傻地分不清。不知是什么原因,央行企業征信系統的查詢量逐年、逐月下降,估計與經濟下行、監管趨嚴以及報告信息價值量下降有關。

  2014年《企業信息公示暫行條例》出臺后,工商部門建立了 “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這個系統允許企業通過互聯網報送企業財務年報。與個人信用信息嚴格保護不同,各國對企業征信的監管很少,更強調企業信息的透明、公開,以促進商業發展。我國個人征信機構采取審批制,企業征信機構采取備案制,前幾年各地掀起了一股備案企業征信機構的熱潮,累計備案了100多家。但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扎堆投入的結局是扎堆倒掉。

  這種大浪淘沙的過程英、美、日等國也經歷過,看上去注定難以避免。如今,企業征信的“低門檻”有逐漸提高的趨勢,備案之前,監管部門也要問一句“有沒有穩定的信息來源”、“股東實力如何”之類的問題?梢源_定的是,企業征信市場正在走向理性和有序。

  繼鄧白氏之后,益博睿成為第二家在華設立子公司的外資征信機構。對行業發展而言,外資征信巨頭的進入是好事,國內企業征信機構也有了同臺競爭的機會。國內企業征信機構大致分這么幾類,有評級機構設立的,如中誠信征信、鵬元征信;地方政府背景的,如蘇州征信;互聯網或電商系的,如芝麻信用、蘇寧征信等,各有各的優勢,如何找準目標市場定位、發掘盈利模式是他們亟待解決的問題。以目前情況看,超越傳統信貸征信模式,整合企業金融、支付、財務、貿易、法院、稅務等信息,提供信用調查、信用評估乃至營銷策略等多樣化服務,是企業征信機構發展的必然趨勢。

  另一個趨勢是企業征信與個人征信的融合。對中小企業信用狀況的評估不僅涉及企業本身的財務、銀行信息,而且涉及企業主個人的信用狀況,有時個人信譽更重要。在這方面,新加坡中央銀行已經批準個人信用信息可以匯總到中小企業數據庫中。我國《征信業管理條例》第十三條也明確“企業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與其履行職務相關的信息,不作為個人信息”,個人信用報告與企業信用報告的信息互通值得期待。

  三、征信服務:從后臺走向前臺

  與國外不同的是,我國公共征信系統的服務也嚴重依賴于銀行和信息提供方,如《征信業管理條例》規定由接入機構履行 “不良信息報送前告知義務”,而這一義務在有些國家是由征信機構統一、直接履行的。

  個人信息安全保護是征信工作的 “重中之重”,我國過于強調接入機構、銀行的義務,而忽視了征信中心應發揮的作用。例如防止違規查詢個人信用報告一事,只要征信中心在每次收到查詢申請時,按報告上的手機號碼給個人發條短信告知一下,就能很好地防范身份盜竊和違規查詢,但這一功能仍未實現。

  對比之下,國外征信機構就為信息主體本人提供了諸如 “信用報告監控”、“信用報告凍結查詢” 等服務,信息主體只在需要使用時才 “解凍” 個人報告,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信息安全。

  話說回來,征信中心近些年也確實做了不少實事,如上線 “互聯網個人信用信息服務平臺”,推廣個人信用報告自助查詢機 “刷臉查詢” 等,為公眾提供了極大便利。從后臺走向前臺,直接面對信息主體,是各征信機構應當擔起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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